都是老赵蹲下来重新扎紧。他们从不谈论那麻袋底下的东西。像码头下面那些看不见的暗流，存在，但不说。
有一次卸完货，天已经黑了。码头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老赵坐在栈桥边，两条腿悬在水面上，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夜色里一明一灭。林默涵在他旁边坐下。爱河的水在下面流着，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很缓的水声，像一个人在睡梦中翻身。远处高雄港的灯火连成一片，黄的，白的，倒映在水里，被波浪揉碎了又重新拼起来。
“沈老板。”老赵忽然开口。
“嗯。”
“你在大陆，有家吗。”
林默涵沉默了一会儿。“有。”
“老婆孩子？”
“一个女儿。”
“几岁了？”
“五岁。不对，六岁了。”他的声音顿了一下。“走的时候五岁。”
老赵把烟灰弹进水里。烟灰落下去，一点红在黑暗中坠了一下，灭了。
“我也有过一个女儿。三岁。日本人轰炸的时候，她妈抱着她跑。炸弹落在她们前面。”他没有说下去。烟燃到手指了，他没感觉到。林默涵把他手里的烟拿下来，按灭在栈桥的木板上。
从那以后，老赵每次点货，会比平时多扎紧一道绳。他佝偻着背蹲在货堆中间，粗大的手指绕着麻绳，一圈，两圈，三圈，最后打一个结。那个结很特别，是码头工人常用的“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会松。他打的每一个结，林默涵都认得。
11月17日那天傍晚，码头上没什么人。天快黑了，最后一艘货轮已经离港，泊位空出来，水面上的油污在暮色里泛着彩色的光。老赵一个人在仓库里。他蹲在地上，面前是一袋拆开的糖。麻袋口敞着，糖粒露出来，金黄色的，在仓库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堆细碎的金子。他的手伸进麻袋底部，摸到了那个扁平的东西。这一次不是情报。是一台微型发报机的零件，用油纸裹着，裹了很多层，裹成一个巴掌大的包。张启明送来的。
张启明在一个小时前来过。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穿着海军的蓝色制服，帽檐压得很低。他把一个帆布包递给老赵，说这是最后一批，赵头，拜托了。老赵接过包。张启明的手在发抖。不是冷。高雄的十一月，穿单衣还出汗。是怕。
“你脸色不对。”老赵说。
张启明没回答。他站在仓库门口，回头看了一下码头。码头上空荡荡的，一只海鸥落在缆桩上，歪着头看他。“赵头。我妈病重。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