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水平，新专利的技术方案就完全成熟了。”
苏砚接过数据表，一页一页地翻。她看得很仔细，每一个数字都要确认三遍以上。不是因为她不信任老周，而是因为她太清楚这份数据的重要性了——这是她和导师那帮人在法庭上博弈的最后一张底牌，出错了，满盘皆输。
“老周，第四轮测试需要多久？”
“最快五天。”老周说，“但如果要保证数据的稳定性，最好给我一周。”
苏砚想了想：“我给你一周。但是这一周之内，所有参与测试的人都要签新的保密协议，手机统一上交，任何人不得单独离开实验室。不是我不信任大家，是这次输不起。”
老周点了点头。他明白苏砚的意思。上一轮技术总监的叛变，已经让公司元气大伤，如果再出一次内鬼事件，别说新专利了，整个公司都可能保不住。
苏砚从实验室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投资方的李总打来的，确认下午两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苏砚跟他聊了几句，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她脑子里在想的事情太多了。新专利的测试、下午的融资谈判、导师那边的后续诉讼、陆时衍说的“带你去个地方”……这些事情像是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她不是一个喜欢把事情堆在一起想的人，她习惯一件一件地处理，像切菜一样，切完一根萝卜再切下一根，不着急，不慌乱。
但今天她有点慌。
不是因为工作，是因为陆时衍。
昨晚她在沙发上说的那些话，是她这辈子对一个人说过的最诚实的话。她不后悔说了那些话，但她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暴露了太多脆弱，害怕陆时衍会因此觉得她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害怕这段关系会从“并肩作战”变成“互相拖累”。
她拿起手机，翻到陆时衍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下午去哪里？”想了想，又删掉了。又打了一行字：“你上午忙吗？”又删掉了。她来来回回打了四五行字，最后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
算了。他说了下午四点钟来接她，那就等下午四点钟。
下午两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投资方李总的办公室。李总五十多岁，圆脸，笑眯眯的，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苏砚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在投资圈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创业者没见过，什么样的故事没听过。他能笑眯眯地听完你的路演，然后笑眯眯地告诉你“我们再考虑考虑”，然后永远不再联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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