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秒，才敢慢慢睁开。
“到底怎么了？”杜林问。
“也没什么事，”我重新靠回沙发里，“就问问你，明天几点到杭州。”
“下午四点，怎么？”
“能不能改签？改成早上十点行不行？”
“改不了，”杜林说，“票是公司订的，我这儿改签不了，怎么了？你有事？”
“没事，就随便问问。”
挂了电话，我坐起身，把手机扔在沙发上，身体往后一靠，盯着天花板。
俞瑜是明天早上十点的飞机。
如果杜林能改成十点到，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去找她，说要去接杜林，顺便送送她。
这样她总不好拒绝吧？
可现在，连这个借口都没了。
人要是别扭起来，真是别扭得要死。
明明可以直接去送她。
明明可以说“我就是想送你”。
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弯弯绕绕的算计。
我坐起身，又点上一根烟。
走到钢琴前坐下，掀开琴盖，手指落在键上，胡乱地按着。
好在这楼的隔音好。
再怎么乱弹，也不用担心吵到邻居。
我叼着烟，手指在琴键上胡乱地游走，脑子里反复响起的，是俞瑜在运河边说的那句话：
“三年。”
“记住，三年喔。”
“别忘了。”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说长不长。
说短，也绝对不短。
足够一个婴儿学会走路、说话，长成会跑会跳的小孩。
足够一棵树苗抽出新枝，长得比人还高。
也足够让一些以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时间的河流里，慢慢被冲刷，褪色，变得模糊不清。
三年后，我会在哪里？
是在某个开满鲜花的山谷，终于找到了艾楠，牵着她的手，看夕阳把山谷染成金色？
还是依旧像现在这样，背着一个行囊，独自走在某条陌生的街道上，看着人来人往，寻找艾楠？
三年后，俞瑜还会记得吗？
记得在杭州的运河边，有一个无赖，抱着一把吉他，给她唱过一首叫《一万次悲伤》的歌？
我不知道。
未来像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你站在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