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9日，14：00，义大利，罗马，威尼斯宫。
威尼斯宫的地图室大得有些空旷，巨大的球形灯从高耸的天花板垂下，将光线投射在那张占据了半面墙壁的欧洲地图上。
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位义大利的「领袖」，正背着双手在昂贵的大理石地板上来回踱步。他的皮靴後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激起一连串急促的回响。
罗马的下午燥热难耐，尽管百叶窗已经拉下，试图阻挡地中海初夏那令人眩晕的阳光，但闷热的空气依然像是一层粘稠的油脂，附着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
墨索里尼解开了制服领口的第一颗扣子，但这并没有缓解他内心的焦躁。
他的目光再次扫向墙上的地图。
那上面，代表德国国防军的蓝色箭头正在法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蔓延。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已经突破了阿布维尔，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正在向塞纳河狂奔。
法国，这个曾经被视为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庞然大物，正在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德国人肢解。
但这正是墨索里尼恐惧的根源。
他不是恐惧德国的胜利，他是恐惧自己「迟到」。
自1939年9月以来，当小胡子在波兰势如破竹时，义大利选择了「非交战国」的立场。那时候，墨索里尼还在观望，试图用中立来从英法德三方榨取最大的利益。
他是个精明的威尼斯商人，盘算着每一笔地缘政治的收益。
但现在，时代变了。
如果法国在未来的一周内投降——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义大利还没有宣战，那麽在战後的和平会议上，作为轴心国盟友的义大利将一无所获。
尼斯、科西嘉、突尼西亚、吉布地————这些他梦寐以求的法国殖民地和领土，将全部落入德国人的口袋，或者继续留在法国人手中。
「时间————」墨索里尼停下脚步，死死盯着巴黎的位置，低声咒骂了一句，「该死的时间。
德国人的闪击战太快了，快的让他感到眼花缭乱。
他转过身，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那个男人。
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他的女婿，也是义大利的外交部长。这位年轻的贵族穿着剪裁得体的外交官制服，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脸色阴沉得像是一尊受难的雕像。
「还没准备好吗？」墨索里尼的声音低沉，压抑着即将爆发的怒火，「加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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