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散人坦然一笑，从容应答：“严司马乃当世大儒，李邺不敢言解惑，与严司马一同参详一二罢了。”
严可求点了点头，缓缓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孔子作《春秋》，于褒贬之中暗藏‘微言大义’，欲以手中之笔为刀兵，行笔伐之功，以求拨乱反正，重塑礼乐。”
“可到头来，这天下，是更乱了，还是更治了？”
这话问得极其诛心。
他是在问，你们这些读书人世世代代空谈的“大义”，于这纷繁乱世，究竟有何用处？
你家主公刘靖，在江西所行之事，又合乎哪一家的“大义”？
青阳散人沉吟片刻，正色答道：“司马此问，可谓问到了天下读书人的根本。”
“在下斗胆以为，《春秋》之大义，不在于其最终成败，而在于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它为后世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心中，立下了一根标尺，也悬起了一把戒尺。”
他顿了顿，目光清澈，直视着严可求的双眼：“标尺在，则世间善恶尚有分别；戒尺存，则我辈行事终有忌惮。”
“倘若连这把戒尺都弃之不顾，那人人皆可为王莽、为董卓，君臣父子之纲常荡然无存，天下将彻底沦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兽域，再无人言礼义廉耻。”
严可求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但语气依旧平淡如水：“说得好。”
“可这标尺，终究只是纸上之物。李先生云游四方，想必见闻广博，不知依先生所见，这根标尺，于当今这世道，可还有用？”
话题，自然而然地从经义，转到了时局。
青阳散人闻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流露出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与无奈：“实不相瞒，在下也曾有过与副使同样的困惑与绝望。”
“数年前，在下曾云游至北方一州，其州官亦是饱读诗书，出身名门，满口仁义道德，更以清流自居，常与州中名士高谈阔论。”
“然其治下，赋税之重，苛捐杂税之繁多，简直猛于虎狼。”
“在下曾亲眼见到一户农家，因实在交不起官府新设的‘人头税’，其家中老父，竟在深夜，亲手将刚刚出生的次子溺死在水盆之中，只为能让全家老小苟活下去。”
他声音也变得沙哑：“那一刻，在下便在想，这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若是最终只为了让自己盘剥百姓的时候，能盘剥得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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