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潮红，但依然苍白，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看到这么多人进来，他一下子警觉起来，身体立刻绷紧了。
两个保卫处军官站在床尾，翻译站到床侧，翻开笔记本。
“瓦西里耶维奇同志。”翻译用流利的俄语开口，“今晚我们要转移你去另一个地方，那里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他紧张地盯着翻译：“转移到哪里？”
“军区医院的隔离病房。你的腿需要进一步治疗。”
米沙的手指抠住了身下的木板床沿。
他不说话了，眼珠子快速转动，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动物在计算逃跑路线。
翻译继续说：“你不用紧张，这是正常的医疗转移程序。”
“不。”米沙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带着压不住的颤抖，“你们要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枪毙。”
翻译解释：“不是，我刚才说了，是去医院。”
“我不信。”米沙的胸口剧烈起伏，“你们突然要在天黑以后转移我，不让我知道去哪里，不让任何人知道。这就是要处决我。”
保卫处的军官皱起眉头，低声对翻译说：“跟他说清楚。”
翻译又说了一遍，语气放缓了些，尽量用平和的措辞。
米沙根本不听。
他开始往后缩，后背死死抵住床头的墙壁。
绑在夹板上的左腿被牵动，疼得他咧了一下嘴，但他咬着牙一声没吭，只是把身体蜷得更紧。
“我不走。”他用俄语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不走，你们要杀我就在这里杀。”
翻译看了保卫处军官一眼，两人对视了一下，都有些棘手。
这种情绪如果继续激化，伤员血压飙升，刚稳住的伤口极有可能出问题。
贺主任和林夏楠反复交代过，术后一周内，情绪波动是最大的隐患之一。
“你冷静一下。”翻译提高了半个音量。
米沙猛地扭过头，死死盯着他，眼眶通红，青筋从脖子上暴起来。
“让那个女军医来。”
翻译没反应过来：“什么？”
“那个救我命的女军医。”米沙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执拗，“让她来告诉我，是不是要处决我。她说的话，我信。”
翻译转头看向保卫处军官。
军官沉吟了两秒，转身掀开棉帘子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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