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市，安全屋转移途中，晚上八点。
苏明薇、安娜、周勇分乘三辆车，朝着市郊三个不同的备用地点驶去。苏明薇的车是一辆不起眼的灰色面包车，司机是周勇的老部下，信得过。她坐在后排，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加密的通讯界面，连接着马克西米利安。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飞速后退。
“明薇，我刚收到消息，‘生命线’的母公司，‘全球生物医药联盟’（GBMA）在苏黎世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会议决议：第一，立即启动对‘生命线’中国区业务的全面审计，由总部派独立团队接手，戴维斯停职。第二，公开谴责‘网络不实谣言’，宣布将起诉造谣者，索赔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第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施压，要求‘依法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动作很快，也很标准。”马克西米利安的声音从耳机传来，背景里有键盘敲击声。
“这是意料之中的危机公关。但他们真敢起诉？”苏明薇问。
“起诉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制造法律威慑，吓退潜在的效仿者，同时拖延时间。诉讼程序很漫长，耗得起。而且，他们可以申请冻结被告资产，限制出境，甚至利用管辖权问题，把案子引到对他们有利的国外法院。你们要小心，尤其是叶寒，他现在是实际上的‘主谋’。”马克西米利安说。
“叶寒在去滇南的火车上，身份隐蔽。但我们其他人……”苏明薇顿了顿，“周队刚才接到电话，市局纪委正式通知他，因‘涉嫌违反工作纪律，泄露案件信息’，暂停其刑侦支队队长职务，接受调查。他的人身自由暂时没受限，但配枪和证件被收走了。”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会对你和安娜采取类似措施，或者，以‘寻衅滋事’、‘诽谤’等罪名行政拘留。财团在滨海经营多年，司法系统里有人。你们必须尽快离开滨海，或者，转入更深的地下。”马克西米利安说。
“离开？现在离开，等于承认我们心虚，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舆论刚起来，官方也表态了，我们不能撤。”苏明薇摇头。
“那就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我通过家族关系，联系了两位愿意提供帮助的中国律师，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他们都是处理跨国企业纠纷和反腐败案件的专家。相关资料和联系方式我已经发到你加密邮箱。另外，我安排了一笔应急资金，通过加密货币渠道转到你指定的钱包，大约一百万美元，应该够你们支撑一段时间。但使用要小心，避免被追踪。”马克西米利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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