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四名队员则分散在车厢的其他位置，一个坐在车厢前部靠近连接门的地方看报纸，一个站在车厢中部过道假装看窗外的夜色，还有两个挤在后部的人群中，低声交谈着什么，看起来像是结伴出行的同伴。
也是多亏了这年代的制度混乱。
因为这年头，车票是没有实行对号入座这种说法的。
这个时期所有等级如头等、二等、三等的车票，票面都只印有发站、到站、票价、车厢等级和有效期，绝不印座位号。
按照1922年的运输规则，车站应按座位多少售票，即有多少空位卖多少票，保证一人一座。
然而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
由于通信调度技术落后，且售票员收入与售票量挂钩，超额售票是常态。
这也形成了这时代比较特殊的风景，除了头等座车厢相对有乘务员还能管控以外，二等座车厢其实也存在不少人站着，至于三等车厢那就更是人满为患。
也就到了37年，国内才算是第一次实行了对号入座的服务，可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毕竟想想就算是后世的八九十年代依旧存在不少人逃票等等情况，也就可见一斑了。
苏浩的身体放松地靠在硬邦邦的座椅靠背上，目光平静地投向窗外。
车窗外是飞速倒退的模糊景象，偶尔有零星的灯光一闪而过。
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却全然不在外面。
他没有立刻去扫视每一个乘客。
那样太明显，也太容易引起警觉。
他先是装作不经意地整理了一下衣领，目光顺势从对面座位掠过。
对面是一对老年夫妇，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衫，脸上布满风霜的沟壑，脚边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散发出淡淡的土腥味。
老汉靠着车窗打盹，脑袋一点一点，老妇则紧紧抱着一个包袱，眼神有些茫然地望着前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包袱皮。
典型的进城或返乡的底层农民，疲惫木然，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却又无比真实。
这人疑点苏浩觉得是比较低的。
苏浩的目光自然地移开，像是被窗外某处吸引，然后缓缓扫过斜前方。
斜前方靠过道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工装头戴鸭舌帽的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
他正埋头看着一本卷了边的旧小说，看得很入神，偶尔还发出低低的嗤笑声。
他脚边放着一个工具袋，露出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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