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七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新经济政策小组会议室。
这是在新经济政策执行后，首次就过往一年经济发展的整体总结。
与会者，除开新经济政策小组成员，还囊括各辛迪加组织主席、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以及部分政治局委员。
演讲和汇总的任务，仍由新经济政策小组承担。
毕竟苏共十大，各地区代表，赋予新经济政策小组的任务，便是‘在新经济政策执行期间，统筹并监管各地区经济发展任务’
当然，宣读者不再是叶戈尔，而是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
这位极少出现在前世各文章中的苏俄主要领导人，在新经济政策小组中左右足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
身为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府各项支出与收入都由他汇总，各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任务都由他制定。
更是年初苏共十一大推动货币改革的主要推手。
当然，其光芒常常被叶戈尔掩盖。
毕竟1921年的叶戈尔，在经济发展领域，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救荒，都无出其右。
“同志们，过去一年工业产值同比1920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根据今年的乌克兰、伏尔加、几大农业区的汇总，农业产值或也将上涨百分之十一左右。”
“新经济政策正在持续性推动全国的经济复苏，我们预计能在1924年完成工农业的整体复兴，并使其超过战前水平。”
翻动下发的文件，
叶戈尔并没有在那些增长数字上稍作停留，对比1913的数据，就能发现，今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还没达到九年前的产能。
内战耗光了这片土地仅剩的麦苗，新耕种的秧苗，却还没等到收获的季节。
当然显然不只是叶戈尔意识到了这点，
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都迫不及待的想加快国内经济建设速度，给刚种下的秧苗放上两个太阳。
简单介绍完过去一年的经济情况后，索柯里尼柯夫语气突然变成严厉，
“同志们，虽然数据呈现增长态势，但未能达成财政人民委员会，今年所预测的经济增长目标。”
“苏俄经济就如一辆老旧的列车，战时经济政策的结束为其换上了新车轮，而现在阻碍我们前进速度的，是一网新的枷锁。”
戴着圆镜的莫·伊·弗鲁姆金，代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接着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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