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传》)。可见衣被棺木饭含之物都是‘送死‘所必需的。除此之外，还需置办死者家属的丧服。埋葬死者还需要冢地。汉代传世的买地券，有些是购买冢地的，每亩地价自一千五百钱至三、四千钱不等(林甘泉1990)。有的农民家庭买不起专用的冢地，只好把死者埋在自家的农田地下。东汉末年的孙成买地券载，左骏厩宫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买广德亭部罗陌田一町用作冢地，双方约定除‘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之外，‘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 (罗振玉1918)。土地买卖契约之所以要写上这种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内容，说明当时农田埋有死人并非个别现象．没有土地的家庭为了让死者有葬身之地，其送死的负担就更重一些。西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刘向《孝子图》)。像董永这样不得不卖身葬父的人，恐怕就是没有土地可以变卖的贫民。
棺钱三千，如以粟价每石100钱折算，相当于30石粮食的价钱。但如上所说，‘送死‘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倘若把董永葬父贷钱一万视为普通人家办理丧事所需的费用，这笔丧葬费就相当于耗费粮食100石。前文指出，汉代一个耕种百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年收获粮食约在200石左右。农家依靠种地收入维持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次‘送死‘的费用就要用掉全年粮食收获的一半，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由此也可想见，超越普通‘送死‘费用的厚葬，显然是与贫苦农民无缘的。汉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抨击厚葬风气时所说的‘贫者欲及‘，‘贫者殚财‘的‘贫者‘，大抵家境虽不富裕，总还要有一定的资产，而不可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汉代的贫富是以家资为根据的。‘中家‘的家资标准是‘十金‘，即十万钱。家訾不满万钱的，即可称贫。贡禹上书元帝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贡禹有田一百三十亩，已超过一般农民通常zhan有的土地面积，但因为家资不满万钱，也就可以自称贫穷。据此，汉代那些慕效厚葬的‘贫者‘，至少也是一些可以温饱的编户齐民。
王充虽然未能揭示厚葬的社会根源，但他指出汉代厚葬的风气与孝道的观念有关，这个意见却是很有见地的。王充说，‘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当人们‘不明死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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