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减丁政策”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实。
而另一个主要观点，藏传佛教的影响到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藏传佛教的兴盛，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宗教施加影响是一个更柔性的因素，因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说中原地区也曾流行过外来宗教，但宗教并没有深刻改变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更何况，蒙古地区从原始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的进程，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候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只能说满族人有意识的借助了它的影响，而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选择，二者间的主次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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