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银子到了，就发下去，尽快出兵，希望延安那边还赶得及吧！”
延安
与杨鹤所想的不一样的，这座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关中平原要道的重镇并没有处于危急状态，实际上守城一方虽然失去了城外的所有据点，但处于围城一方的流民们并没有猛烈进攻，介于悬殊的数量差距，守城一方也不敢出城，于是延安城下呈现出一种台风眼里的奇妙平静。
在朝廷官吏的奏折里，当时的农民军被分为边贼和土贼两个部分，所谓边贼主要是由边境地区的逃兵、叛军、半兵半匪的流民、草原上的蒙古马贼组成，边贼的人数不多，但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骑术；而土贼则是内地的逃税农民、盗匪等组成，他们的人数众多，但军事技能比较弱，但对当地的情况熟悉，通常情况下边贼是农民军的军事骨干、选锋，而土贼是前者的向导、步兵、辅兵，显然前者的地位是要高于后者的。而在最底层的是如蝗虫一般
海量的走投无路的饥民，他们跟随着农民军，依靠留下的残渣活命。在农民军的首领眼里，这些人是填补壕沟的炮灰、逃跑时候的路障、供士兵们发泄欲望的廉价娼妓、必要的时候的军粮。和所有的阶级社会一样，在农民军这个庞大的团体中位置较低的那些人也梦想着向上爬升，饥民渴望拿起一根木矛成为土贼、而土贼则希望能够有一匹马成为流贼，流贼则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小头目，而暂时居于这个微型社会金字塔的则是神一魁——这个已经无法知道其真实姓名的前西北边兵。
农民军的老营建立在嘉岭山，即后世著名的延安革命圣地宝塔山，在那座著名的唐代宝塔上，农民军的瞭望哨可以俯瞰整个延安城。与绝大部分人类社会组织一样，阶级性很鲜明的体现在了农民军的营地上：首领们和他们的卫队占领了最好的地方——山顶上和向阳坡的庙宇，而骑兵们则占据了山底的延河边，大部分步兵则在离河较远的坡地，流民们则在最危险的地方——靠近延安城和通往南面的官道两侧，那儿随时都可能遭到官军的突袭。
禅房内温暖如春，地龙巧妙的设计在保证了温度的同时也让煤炭燃烧的烟气从没有进入屋内。十几条形貌各异的汉子围坐在屋内，他们的位置是按照各自的实力和名望排列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农民军的高层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有利则合，无利则分”是他们的最高法则。
“咳咳！”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低咳了两声：“既然大家都不说话，俺不沾泥就冒个尖子吧！是南下进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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