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就是刘巴跟李素一起推行的租庸调法改革。
现在要在“租庸调”后面加个字变成“租庸调输”，为什么不让刘巴来评估呢？他应该是对利弊最了解的。
不过，仅仅一瞬间后，李素就大致猜到了刘备的用意：刘巴估计最后又要扮演对外拉仇恨，拉走变法前既得利益阶层仇恨值的活儿了。所以，不能让刘巴扮演“力谏阻挠”的角色，反而应该是修补匠，哪怕刘巴看出弊端，也要借别人的口说。
如此说来，荀攸钟繇就是今天的反方，刘巴跟李素一起是正方。而且李素是正方一辩负责立论，刘巴是那个演查漏补缺总结陈词的。
毕竟辩论赛赢下来之后，对结果不满的吃瓜群众，仇恨一般都集结在胜方总结陈词那人身上。
只听荀攸指出：“我们商议之后，觉得朝廷把运费也做个标准价计入税赋徭役，最大的风险就在于给了地方官员贪墨舞弊的空间，会导致朝廷可以调度到的粮食变少。”
李素诚恳地引导：“为何会这么觉得？能举个例子么。”
钟繇轻咳了一声，接过话题：“这么说吧，比如就按伯雅你草议的指导价算，平原陆运一石一里一个钱运费。可是，地方上各郡县有多少存粮、每处仓库与朝廷发出调度令的终点目的地有多少距离，都是不确定的，地方上也有做假账的空间。
我们拿个地广人稀的郡举例。比如武威郡有七个县仓，现在为了打仗要把粮食运到银川郡。武威郡离银川郡最近的仓，可能只有八百里，其中有六百里还是可以走黄河、浪水水路的，运价低廉。
但武威郡本身地方广大，占地东西三百余里，可能最偏的那个郡距离银川郡一千一百里，而且是六百里水路五百里陆路——如此一来，武都最偏远的那个县到银川郡的运费指导价，已经是最近那个县到银川郡运费的接近两倍了。
此法实施之后，地方上肯定会每年设法舞弊，大致推测朝廷将来如果要调度地方粮食，会主要往那个方向调拨。那么，他们实际上征租庸调的时候，有预谋的在距离近的县多收沉重的粮食、少收绢帛少征徭役，而在离运输目的地远的县少征粮食多征钱帛棉布。
实际上给朝廷上报的账目，却是各县均等征收钱帛粮食，甚至故意做账成‘偏远县丰收，多收粮食。临近县歉收，少收粮食’。如此一来，到朝廷远程征发粮草时，他们就能名义上从远县发运、实际上从近县发运、但报账按远县发运报，对朝廷虚报运费、少给粮食。这个口子开了，欺上瞒下的祸害怕是屡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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