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的不是。于是，满庆下了札子，将热振大大斥责了一番。
夏扎方面放下心来，开始大动干戈了。
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私自打开布达拉山的兵器库，取出大炮，轰击席德林寺。热振下令反击，但究竟寡不敌众，只好携了摄政的印信，逃往内地，到北京去“告御状”。
不过，没等热振到达北京，满庆的折子就抢先到了：奏请革去热振“呼图克图”的名号，注销敕印，并请以夏扎代替热振，出任摄政。
彼时还是恭王当政，西藏天高皇帝远，情况不明，自然以驻藏大臣的意见为准；另外也想着，既然已成事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就准奏了。
可怜热振，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去了摄政之职，呼告无门，又不能返回西藏，几乎流离失所。后来，军机处给理藩院打了招呼，他才算在妙应寺中安顿下来，不过，寄人篱下，日子实在不怎么好过。
恭王对此事的处置，关卓凡大大不以为然。
西藏不是朝鲜、越南，不是中国的“属国”，而是中国的“属土”。自福康安奏请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后，驻藏大臣的角色，不再只是雍正年间的“监督藏政”，也不再是乾隆早期的和达赖喇嘛“共理藏政”，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以钦差的身份，“总览事权，主持藏政”。
高宗、仁宗、宣宗，都曾反复强调，西藏“一应事件”，达赖以下，均须“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禀命驻藏大臣办理”；非但如此，“一切陈禀”，达赖、班禅、噶伦，皆无权“直禀朝廷”——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
就是说，达赖、班禅，虽然在礼仪上和驻藏大臣“相敌”，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是皇帝的属臣，还是驻藏大臣的属员。
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防务权，还拥有行政、人事、司法、财政的最后决定权，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驻藏大臣对西藏，完全不存在什么“不干涉内政”的问题。
满庆庸懦颟顸，偏听偏信，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恭王则息事宁人，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这么做，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启不逞之徒的野心，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
事实上，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勒兵以待，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造反。
热振固然是个笨蛋，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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