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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也觉恻然，乃劝慰道：“姊夫虽是罪孽深重，可既是阿姊来求，我当保他无事，可好？”常山君这才哭哭啼啼地去了。
不久高欢亲自上书“求情”，连着三次，皇帝元善见才得同意，令释放尉景，复其爵位，然不复其太保之职。高欢便将尉景任为大丞相长史，自邺城迁出，去了晋阳。
继而便是权倾朝野的孙腾遭了殃---高慎弹劾其“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一桩桩，一件件，皆作证据确凿，元善见再次“震怒”，诏令严办。
这一回依旧还是高欢出马“求情”，孙腾遂得维持爵位，然司徒及侍中之职均被革去。不久孙腾也步了尉景的后尘，迁往晋阳，同为大丞相长史。
称病家中的司马子如闻此，叹道：“高王这一手。。。玩得漂亮呵。”当下“抱病而起”，更自书称罪，说是自个“藏匿逃犯，罪不容赦也”。
朝廷以“查有其事”，撸去司马子如尚书令之位，改由高澄担任。不过相较尉景与孙腾两个，司马子如可实在好得太多---爵位封邑固然半点没少，实职也不过降了一级而已，仍居尚书左仆射之高位，侍中如故。
不出司马子如所料，刘贵这厮倒是好端端的，并不见御史台出面弹劾。
高澄与高慎雷厉风行，连“四贵”都悉数倒了霉，余人自是连大气也不敢出。很快一大批贪佞官贵俱为弹劾，免官的免官，治罪的治罪。
高澄又令“榜于街衢，具论经国政术，仍开直言之路，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皆优容之”。
于是东魏朝野“风俗更始，私枉路绝”。
不独如此，高澄亲为主持，改“停年格”（即不问贤愚，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之制，凭贤能选拔官吏。凡有才名之士，哪怕未被荐擢，高澄亦皆招致门下，与之游宴、论议、赋诗。高澄不类高欢，尤喜汉儿，故而深得北朝士大夫之心，皆称颂之。
高澄在邺城闹得风风火火，高欢在晋阳也不曾闲着，先颁《麟趾格》，统一律法，与民方便；又兴修渡口，煮海制盐，以增税入。东魏僧尼繁多，几达两百万之众，不事徭役，不纳赋税，高欢即令各州各郡不得再擅自兴修寺庙，违者以枉**罪，由是税赋大增。
东朝改弦更张，肉眼可见，一派兴兴向荣。不久，以邺城建成新宫，大赦，改元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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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肃贪任贤，朝野咸服，一时间声威大振，俨然已是高欢以下东朝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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