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民主，那纯粹是脑袋让驴踢了，空想主义拿来实施不搞得天下大乱才怪。
当然，这个集权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大权全部上升到皇帝手中，皇帝是明君时，那就真的是日理万机了，能把他累死，如果他是个昏君，那就天下人人糟殃。
成绮韵的提议实际上是加强内阁施政能力，而这种能力，又置于监察系统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内阁不是一人之在下，官员们的政绩和个人品性又受到较强的控制，的确是提高官僚队伍效率的好办法。
最最重要的是，这恰恰符合李东阳所说的权力的论述，不管什么样的改革，肯定要有一部分的权益受到损害，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争取到另一部分官僚的支持。按照这种论述，内阁权力加强了，科道权力加强了，那么自己首先就把大明的内阁和整个监察系统争取了过来，成为自己改革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杨慎在赴奴儿干前，曾向他提过类似的见解，现在和成绮韵所言不谋而后，杨凌不由连声赞许。他和成绮韵又详细讨论了几点，关于科道官对官员的考核方法，诸如税赋征收、离任审计、政绩考核的任免制度。
这些论述中，一些条款恰恰是当初刘瑾搞过的，只不过刘瑾这么干完全是为了整人，借人事考核为自己搂财。结果好好的经愣是让他念歪了，如今旧事重提，想起刘瑾，杨凌不禁感慨万千，同时也为自己提了醒：
以入世之态度做事，以出世之态度做人。
这份权力自己不能要，也决不能交给哪一个私人。这份权力的施行，必须真的放下去，放到六科十三道手中，那么多的科道官，他们之间能够彼此制约，防止有人权力集中干得太离谱，何况上边还有互相牵制的内阁。
对官员的考核集中的税赋征收、离任计上，就保障了考核有据可查、有丈量尺度，而不是由着监察官员一张嘴去说。吏治整顿是本，由它自然就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比如打击不法豪强、追剿不法豪强欠税等问题，由此延伸开去，两人又边记边写了一阵，这就聊到了最令人头疼的土地集中问题。
成绮韵道：“其实，这所有的改革，都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承的事情，吏治整顿，影响税赋征收和刑名、廉政方面，土地问题又牵涉到刑名廉政和税赋征收。说起土地被权贵圈占的问题，这又得提起刘瑾刘公公的一份功劳了。
他清丈土地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为了清出尽可能多的土地以邀功，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可是现在对那些苦主的土地核查属实重新发还后，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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