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随着党争而起，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但后来就变了味道，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如此，党争已经从君子治国的理念之争，变成了真正祸国的权利之争，党争才真正变了味道。
这和当初北宋的党争，和大明的党争，在本质上就已经截然不同。
北宋党争开始的时候是真君子，但大明的党争，开始的时候就是真小人。
其实这并不是毛玉龙学学渊博，而是站在了历史的老人肩膀上，站在了后世无数学者的经验上的批注。他不过是照本宣科，但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毛玉龙的评语已经绝对是惊世骇俗。
知道这个家伙未来是皇帝，虽然知道大明，会因为他坚定的相信东林是君子，虽然因为他的性格缺陷，在这种种叠加的气氛下，最终让这个大明帝国走向了深渊，最终崩溃。但是毛玉龙依旧想，能够通过自己和他机缘巧合，有了这一段的接触，慢慢的改变他的一点想法，改变他的一点性格，能让这个老大帝国苟延残喘。
看着朱由检将这本书接过去，开始逐句逐段的研读，其实毛玉龙现在也矛盾，即便改变了他的性格，即便是改变了他对东林党人的认知，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将一个没落的帝国，苟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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