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当模范村自然是有代价的。特别是元老院开始在广东陷入治安战的阶段，大量国民军在广州组建，而他们的粮饷除了从临高调运之外，很多都来自原广州府下属各县。
除了粮食征调，后勤补给转运还涉及到大量的人力和船只，这些也通过“支差”的方式摊派到各县各村的头上。
广东的田赋负担在大明治下甚轻，只占全国田赋负担的2.01％。虽然历经三饷加派，外加地方上各种浮收，但是以陈家这样把持基层，对县里亦有相当影响地方强宗大族来说，并不算太大的负担。
但是对元老院来说，广东的税赋实在是太轻了。按照王局等人的意见，广东目前的田赋“潜力非常大”，值得“深挖”。这“合理负担”的数目在南沙的陈氏族人来说，可就不那么“合理”了，很有些暴敛的意味。
这倒也不能说陈家故意哭穷，毕竟兵匪对南沙祸害很大，更是令陈家多年的积聚，不论公私都损失惨重。现在又面临合理负担和支差的开销，不免窘迫。
过去官家的很多负担，特别是支差上的负担，多是转嫁给本村外姓。但是眼下外姓掌权，主张“平均支差”，陈家男丁最多，轮到的支差自然也多了。
不论是“合理负担”还是频繁地“支差”，自然影响到南沙的农业生产。加之盛传澳洲人要推行“三七五减租”和“累进制税收”，陈家族人们都如惊弓之鸟，不愿下力经营田地；外姓佃户固然有了盼头，但是经营土地往往需要借贷，原本向佃户放贷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佃户求贷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如今陈家地主却大多借口遭匪徒洗劫损失惨重而拒贷，一来钱财受损是实，二则“负担”加上“减租”的传闻，使得他们对经营田地失去了兴趣。不少在县城或者外地有商业产业的中上人家干脆出走，只把田产都托付在族里。南沙的田地居然有不少抛荒的。
南沙在这疑虑不安的气氛中度过了一整年，农户得不到借贷，租牛、买肥料都受影响。加上支差繁重，虽说天候尚可，全年的收成却是平平。
说中的减租和累进税倒是没来，但是合理负担的数目却又增加了不少。陈宣办澳洲人的差事虽说得力，但是这经营生发上去却没什么本事，全靠着“严催”，才将本年的合理负担凑齐。一年征了两次合理负担，陈氏各家的家底也就差不多空了。
但是这些话他可不敢对李幺儿说。实话说，如今村民的日子如此窘怕，李幺儿也是有份的：为了修复丰生和和恢复生产，光是要村民自掏口粮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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