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受之父母，何况是姓名称谓，这一切都是父母及祖上的恩赐。不止我等国人，即便在崇尚自由的欧美，姓名一般都是父母所赐予。
有人立即站起来，回答道：“先生之意，一定是想为国家文化作贡献，做个真正的大家，博采百家之长，立圣后代。”
也有人答道“我以为，先生改名，并不一定是摒弃先父嘱托，而是志存高远，将父辈的期待进一步提升层次。”
一时间，阶梯教室内关于老先生改名的讨论此起彼伏，脑洞也越开越大，有人说姚百圣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年轻时候碰上喜欢的姑娘，求之不得，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了铭志；有人说姚百圣改名，是因为当时国家户籍限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得已改名；甚至还有人说，姚百圣改名的原因很简单，根据道家风水八字做出的改变。
一场关于改名的讨论进行了足足25分钟，老先生站在讲台上品茶，波澜不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就像一个种了满满一麦田小麦的老农，看那茫茫麦海在三伏天的阳光下茁壮成长：他的教学宗旨很简单，发动学生自主思考。
哪怕思考的时候再不着边际，也比被书本教条牵着鼻子走要强。
“新闻学的学生呢，有没有想法？”老先生放下茶杯，问道。
跟其他学校的院系相比，复旦新闻系走的是精英化道路，单一届，本科生加上硕士生才不过三百左右，还囊括新闻广电所有科系，可谓是人丁稀少。新闻学作为其中一个系别，人丁更是稀少。
一个外表精致的男生站起来，大声道：“春莘以为，新闻传播的本质在于先声夺人。先生改名，改的不是名，而是'先声'的气势。我辈新闻人自清朝末年开始为百姓发声，彼时民众愚昧民族性尚未被唤醒，需要新闻人振臂一呼，做那撞警钟的人；如今天下太平，也有民生诸事纠缠不清，更需要新闻人书写报道，还事实于受众。况且今日华夏百家争鸣，我新闻学科作为舶来的小众学科，却跟国计民生关系最大，上至国家机构、下至芸芸众生，都离不开新闻这一'喉舌'”。
春莘的发言旁征博引、博古通今，甚至将国外发达国家的新闻大家理论都搬到课堂上，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其神态举止，一时无二。
在春莘之后，又有几个复旦新闻学院新闻学的学生发言，他们的发言皆是有理有据博学大方，可见复旦新闻学院的底蕴。
“果真不愧是学新闻的，这一个个唇枪舌战，专业术语就像雨滴子落下来，我听得云里雾里”上官清琳私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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