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科举制度成了取士的唯一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将土地收归国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顶层的智慧，做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是范景文说到的体统，这个体统在封建社会叫士农工商。
士，就是官僚体系及勋贵集团，寒窗苦读或为功名，或为利禄，天下学子趋之若鹜。这个阶层有固定的特权和寄生能力，朝代更迭，但很多名门望族却依然枝繁叶茂。
农，就是从事农业劳作的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劳作到死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正如张养浩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匠户和商人高，实际上生活的最苦的。
工，就是匠户，皇帝建宫殿、造陵墓需要泥瓦匠，社会修路架桥也需要工匠，后期手工业的发展对匠户的需求急剧增加，出现用工荒的局面，需要安置大量流民来补充这个阶层的劳动力。
商，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倍受朝廷的盘剥和社会的挤压，但在利益的驱赶下熙熙攘攘。商业本身是货通有无，这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但商人奇货可居，盲目追逐利益，为富不仁。
士农工商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敢挑战这个秩序的都没有好下场，虽然这些君王都有雄才大略，可为什么都失败了呢？究其原因是没有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前明朝虽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体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具备打破这个体统的条件。虽然左战掌握一定的现代知识，但要想带领明朝走向世界的顶端，就必须正视这个体统，通过局部的调整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再去完善生产关系，否则便会重蹈王莽、杨广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