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相往后衙去了。
等公事房只剩下二人，王敞这才道：“之厚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若是老朽不适合留在此，也不多打扰。”
王敞很识时务，他知道自己虽为吏部侍郎，但涉及朝中核心决策，他无权过问，沈溪如今在朝中的地位，已不单纯是吏部尚书这么简单。
虽然进入明朝中期后，六部权力被内阁侵夺，但从制度规定上，内阁不具备干预六部的权力，这是内阁与宰相制度的深刻区别所决定的。内阁虽然在权力和地位上逐渐建立起对六部的优势，但并不能够直接控制六部，六部仍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内阁只能利用其政务处理和决策上相对有利地位来达到干预和牵制六部权力的目的。
实际上，内阁和六部的争权主要集中在人事任命上。
按照朝廷的规定，四品以下官员的升迁由吏部直接决定，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需要内阁和吏部商量，四品官员是一个中高级官员了，一些位置重要的知府或者道台才是四品官，而知县、知州等小官对于吏部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所以官员根本不敢得罪吏部尚书，因为一旦得罪，那么吏部尚书就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将其调到一些边远之地受苦。
而道台、布政使这些重要的官员，一般都是吏部和内阁进行商量，内阁大学士很厉害，但是内阁中还有其他学士，他们的权力不见得有吏部尚书大，所以一般的吏部尚书如果不是进递内阁首辅或者次辅，一般不想进内阁，还不如继续拿捏别人的官帽来得畅快。
事实上，明朝历史上很多内阁首辅，都是通过控制吏部进而获得权力，否则说不清楚首辅跟吏部尚书谁更大，如此一来，沈溪俨然就是朝中跟内阁首辅抗衡的另一面旗帜，跟半个宰相差不多。
沈溪道：“年底得到消息，说是南直隶和闽浙一些官员，牵扯到倭寇案，很多人利用手上的权力，中饱私囊，甚至纵容倭寇为非作歹。身为吏部尚书，在下自是要尽快将这件事呈奏陛下。”
王敞先是一怔，觉得沈溪说的事不小，但仔细一想后，又觉得有哪里不妥，心想：“这地方上的消息，不都该由通政司往内阁送？怎么之厚会知晓？还是说这是谢阁老的意思，靠司礼监无法将消息传递给陛下？”
按照大明制度，地方事务应由地方官员把奏疏呈递京城，走通政司、内阁到司礼监的流程，而非由沈溪这个吏部尚书直接过问，这也是王敞不解之处。
不过因事关重大，沈溪亲自提出来，而且着手开始写奏疏，王敞便不好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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