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其一斑。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京西转运使杨峤言，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请自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从之”［72］。再从此后十年，即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徙相州造船务于天雄军”［73］之记载来看，景祐年以前，磁、相州不仅已有造船手工业，而且是使用煤炭冶制船只所需之铁钉、铁锚、铁链等铁器。这说明木船制造业也是用煤炼制量不甚多之铁器，由此可见，整个磁、相州最为发达的冶铁业、制造兵器的都作院（如前述磁州锻坊。相州都作院一次就能造箭33万枝［74］。）必然要以煤炭为其生产资源，因为“河北难得薪柴”（见前［17］）。邢州与磁州一样“铁与土半”，富有铁矿资源。史载邢州棊村冶每年铁产量一，七一六，四一三斤，元丰元年高达二，一七三，二○一斤［75］。产量在磁州之上。邢州是否也用煤炭炼铁呢？据《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己丑记载：“废真定府石炭务”。如何要废？此可不论。但它却说明了真定府产煤炭，朝廷才会有石炭务。而今日河北重要的井陉煤矿正属于宋之真定府。其南隔赵州就是邢州，于此，邢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便可一目了然：其上为产煤之真定府，其下又紧接磁、相二州的煤矿。对于富有铁矿资源的邢州冶铁手工业来说，正是上下交济、左右逢源的最佳地理位置。就近取煤炼铁，何须再往别处去考虑燃料供应。难怪邢州铁产年领要高磁州一筹。如果我们将刑、磁二州元丰元年的铁产量相加，它们正好占同年宋代铁产总数的75．3％强。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比例，但，它确乎是邢、磁二州得天独厚的煤、铁化合的结品。在“河北难得薪柴”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能使这小小的地区在古代创造出这一高产奇迹。
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76］。北宋朝的西北就是指陕西路广大地区。元丰年间，沈括曾任职于陕西延安地区［77］，关于这一地区的煤炭情况，他说：“造煤（煤在此指制墨用的烟灰）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78］。这段《梦溪笔谈》“石油”一节的末尾这几句与石油无关的话不甚为人所注意，也有混为石油一谈的［79］；然而，这里所说的恰恰不是石油，而是石炭。沈括在这里借用洛阳道上的尘埃，来比喻延安地区朦胧的煤炭烟雾。并由这烟雾景象受到启发，欲利用煤炭烟尘来制墨。延安地区这一触目的煤烟景象也为当时其他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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