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迁写的是『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所以觉得不妥，要重新写汉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两个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歧，就是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则是相反，言必有德，文当有仁，出处便是言圣人……
而文景之时的事实，则是应该更贴近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凶险，权谋，稍有不慎便是安危互易，七国之人也没有什么『醇厚』，平叛的过程也一点都不『美』。
当然汉书也不是都是缺点，班固和班氏之后的人，也在汉书之中开创了许多新的历史记载模式，也同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珍贵资料，比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虽然此表的篇幅不多，却把汉代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十分的难得，也成为了后世大部分封建王朝沿用的范本。
『汉初文景之时，承秦之得失，以民为重器，诏令天下之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斐潜缓缓的说道，『故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
如果说一个国家连正面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各种避讳，各种遮掩，那么这样的国家，还有在这样国家里面的国民，也就难有继续向前，劈荆斩棘的勇气了。
『国之政策，需瞻前顾后，慎之又慎，稍有偏差，便是遗害后人……以史为鉴，本应如是……』斐潜指点着两卷书说道，『然汉书略而讳之，以圣人、仁德遮蔽，必使后来之辈越发虚假，粉饰太平，亦无法知晓利弊，以避前车之覆……』
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将历史真实的记录下来，那么后来人就可以根据这些历史的事件，知道前人做了什么尝试，做出了什么举措，然后发生了什么后果，从中获取一些经验，而不需要自己重复的去走那条错路，再在前人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
可是从班固开始，遮蔽、修饰、美化等等手段便是从汉赋之中染到了汉史里，以至于后世跟着有样学样，不能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让人看见，否则……
历史记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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