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国藩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虑良久之后，曾国藩还是痛下决心，给长春的果兴阿也写了一封信。大清近几年大乱渐平，洋务运动也搞得不错，但是实力依旧是很弱，如果和欧陆强国比划起来，肯定还是还是阿瑶吃亏的。但是如今国内一帮不通实务的秀才叫战不休，法国人也动不动就用开战来威胁，这场大祸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国藩也是吃不准。虽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退让的准备，但是他还是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彻底将天津城夷为平地。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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