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奕欣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总理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朝议之时，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鸿藻认为贾瑚所言非常有道理，应该有明诏督责，宝鋆和沈桂芬则皆不以为然。颇有愤青气质的两宫太后，认同了李鸿藻的观点，故颁旨明发。宝鋆和沈桂芬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挑起了第二轮辩论。既然在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又是同一战壕的盟友，且背后有恭亲王奕欣这棵大树，李鸿藻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而愈是孤立，却愈对李鸿藻有利。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奕譞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两宫还为了这封奏折把奕欣给找来了。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午后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便一同被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太后也是来了劲头，连面前的帘子都给撤了，翻来覆去的问起了天津的情况。别有用心的七爷奕譞和素来偏袒百姓的五爷亦誴，扯开嗓子就白话上了。五爷还是明白人，他也知道曾国藩的不得已，但是他坚持认为民心是国家的根本，而曾国藩的策略将会大失民心，所以绝不可行。六爷则是趁势加火，说必须顺应民心，而且天津的张光藻、刘杰无罪，陈国瑞也是个忠勇可用的将才。而且奕譞认为，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出现“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实在是有失天朝的体统。六爷奕欣面对真糊涂的兄长和假明白的弟弟，只能是苦苦坚持，誓死支持曾国藩。
鹰派诸臣咄咄逼人，宝鋆、董恂等奕欣死党自然不甘示弱，当即开始了大辩论。但是吵的时候久了难免变味，堂堂大清重臣们开始“恶语相侵”，辩论也变成了对着骂街。两宫太后见双方争执不休，不得不出面劝架，而且扔出了一句狠话“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可是倭仁等人仍然不依不饶，认定张光藻和刘杰既是好官，便不应该加罪，瑞常与朱凤标也异口同声的跟着使劲。
眼瞅诸位亲王、重臣纷纷发难，董恂只得采用“拖刀计”，反问众人：“此时不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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