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等到冬天，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很多饺子，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江生也在，我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江生就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我一半。
我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说不出话来，小五在一旁讲着笑话，跟母亲聊着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我吃完饺子转身跑出门，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明明说开始和平谈判了，怎么谈了半年还没谈下来，明明江生自己都说快回来了，现在半年了也没给家里寄回来一封信？
这场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还没有结束，期间多次交战摩擦，先是发动夏季攻势，随即秋季攻势，甚至动用了细菌武器，直至战场转到了上甘岭。
那一场战争用惨烈已经不足以形容，战地记者拍了一张上甘岭风雪笼罩的相片，相片里，一排排的士兵趴在战壕上被冻成冰雕，我告诉自己江生最不怕冷，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他应该是医疗兵，不会跟前线的战士一起被困在风雪中等死。
有时下课的时候我会去找小五，问江生有没有来信，让他去学校的信箱仔细找找，有时我就堵在学校的信箱旁边，生怕有学校暗恋江生的女生看见江生的名字就把信拿走，久而久之，我和送信的人也认识了。
我认识送信员一年多的时间，也问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都没有看见江生、江绒和马小五这三个人的名字出现过。
江生走后的第三年，我十七，小五也十七。
我和小五终于都上了高三，课程的紧张让我无暇思考，我每天都要背书做笔记，每天都被如山如海的习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考前动员大会，跟我们分析了现在各个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那时候科学和文学都较为热门，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带动，无数的愤青都希望成为作家和诗人，冰心老师也曾被请到我们学校演讲。
身为北平人，能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是极好的，但这两所大学的分数线太高，离满分只差三十分，若是算术的最后一题做不出来，其它科目稍有两题错误就会名落孙山，而那时候上海国立复旦大学也是名校，学校老师和我讨论了半天，我和母亲也商量了许久，最终决定报考上海国立复旦大学。
我似乎在紧张忙碌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忘了一个人，直到六月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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