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1世纪初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孙寿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市着名西夏学者、西夏文泥活字专家）通过对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多年的研究后证明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一学术实践的研究成功，证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对于活字印刷的争论十分激烈，并由此开过世界的学术会议。
而孙寿龄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他从武威出土的这件文物认定，中国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着《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选泥、制料、刻字、烧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饭的土炉子烧制泥活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
最后，从炉灰中用皲裂的双手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又用毕之法摸索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