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二十岁出头就来到中国，直到六十五岁时，才回到美国。
在这四十年里，他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帮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并通过西方社会的官方力量，或是个人的能力，引导和帮助中国的执政者学习如何建立一个民主强国的理念。
清朝末期，那时的端纳就已是《纽约先驱报》驻中国的特约记者，同时也是国父的政治顾问。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就是他起草的。
也正因为是他的关系，刚刚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与美国建立了联系。
从此之后，端纳正式开启了“中美特使”的传奇生涯。
因为国父与宋氏家族的关系，再加上宋家亲美的观念，端纳与宋氏家族的联系越来越深。
他一方面替美国与国民政府建立关系，另一方面也每时每刻的都在替宋氏家族在加深与美国官方之间的联系，直到使宋家成为了美国官方在民国的唯一代表。
在宋家，更或是委员长眼里，端纳是外交大使，也是中美之间的联系桥梁，更或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对像，但端纳却一心想要改变中国水深火热的现状。
他无时无刻不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努力的改变着他希望能改变的一切。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
中国一到要紧关头，端纳总会积极出现，尽自己再大的努力斡旋。
抗战时期的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中有这么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与端纳的努力密不可分。
端纳做出的贡献，也不止这些。
这是一个坚定的反侵略主义者。
他抗日的决心，比一大多数的中国人还要坚决。
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和周旋，亲日思想并不比王兆名低多少的委员长，才没有彻底倒向日本。
端纳总是会提醒委员长，以及宋孔两家：不要怕，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你们的背后，还有一个世界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支持。
二战之前，美国虽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并不大，但多少还有一些，而这些，全都是端纳积极奔走争取来的。
日本人视端纳为“西方第一天敌”，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以重金悬赏捉拿他。
三五年，中央政府濒临破产，就是端纳建议，推动的币改计划。
端纳先是到美国寻求国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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