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轻，做事不讲究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我拘礼膜拜的作家还有汪曾祺老人。曾祺老人和我有过三天“交情”，当年他和老伴施松卿老师在石家庄待了三天，我跟班照顾日常起居，还陪他喝酒，一天晚上老人高兴了，给我且写且画。字是“午夜涛声壮”，鼓励我要敢说话。画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枯枝上，鸟很生动，枯枝因此也带了精神。我到西安工作后，把这幅画挂在了办公室墙上，墙的另一边是主编办公室，事就出曲折了。贾平凹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但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但他也慷慨，给我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至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孙犁那幅字刊登在《美文》2008年第七期的封底上，是对老人去世六年的纪念。杂志印出后，贾平凹说孙犁先生的字真好，要看原迹。我知道他又生了贪墨的心，就复印了五份，都送给了他，还附了一张便条：请主编反复看，一次看个够。
军统文件柜是箱式的，有床头柜那么高，顶盖上刻印着国民党党徽，掀开顶盖，里边函装着四个匣，每一个匣顶上也有那种党徽。柜子内部装饰着颜氏家训，整体做工极考究。贾平凹闻讯后，前后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说国共两党现在关系缓和了，但仍需提高警惕，你是年轻党员。我说我是放在家里批评着看。第二个说那个柜子可以装手稿，你是编辑，写作又少。我说今后我多写些。第三个电话是硬来了，“我这些年也没要过你什么东西，这一次我要了，你可以来我家随便拿一个东西，咱换。”我说你没要过，但抢过。但说归说，下了班，我拥抱着柜子送到了他家里。他那个高兴劲呀，上下左右地欣赏。还说风凉话，“世上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该是谁的肯定是谁的。”忽然话题一转，“我刚写了一个散文，给你念念，你是编辑，你会欣赏。”散文是《游青城后山记》，不足一千字，实在是写得好，只是朗读人的声音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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