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却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旧书底子，且浸淫古书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得其性灵，大约难有这等识见。否则的话，《秦腔》和《古炉》的写法，也就不会遭遇不解和批评了。
正因为看透了缺乏主体宗教的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和局限，也深知20世纪初放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的文化革命的不足“是传统的文化链条断裂了”，我们“一提中国传统，就是落后和守旧，一提西方，就是进步和先进”。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的简陋和粗暴，穆涛有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评。那种在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下的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事一侯成为“常态”，且“驯顺”数代知识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无心也无力反省“文化的这颗树上结出的这种恶果”，更遑论努力“重建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穆涛反复讲老规矩、讲礼、讲秩序、讲文风的朴素、强调守文心之正与书写清正之气，便是要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社会问题发言的能力。这是“返本”，但“返本”是为了“开新”。若将此说视为“守旧”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学界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将当年的“学衡派”诸公“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努力判定为“文化守成主义”，已足以说明此种思维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读通穆涛的文字，头脑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识氛围中打转，得做些现象学所谓的“悬置”的功夫，暂且悬置西学的传统，还有“五四”一代知识人所开创的文化的现代性传统。不是说这两个传统不好，只是说，文化的境界，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还有从“中国之心”延伸出来的可能。这种可能根植于古典传统的精魂和性灵。须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还要有悟性，有器识，这是穆涛文章的绝妙处和显眼处，我以为，也是他的得意处。
古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恐怕是对传统文人最大的责难，也是今人读书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问题。穆涛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他强调“文章当合时宜而著”，并进一步指出“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事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这般识见，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说“我们中国以前自诩为‘礼仪之邦’，这话没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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