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
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
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相见过许多回合，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在小寨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我违心地答应
“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来了信，信写得很长，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把在小寨街头的谈话以更富于条理化的文字表述出来，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
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然而却丝毫也动不了要写长篇小说的心思。
我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肯定是我长期阅读长篇小说所造成的心理感受。
我常常在阅读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时一回又一回地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
好在这时候上级突然通知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我便以此为由而推卸了这个不可胜任的压力。
我去陕北的南泥湾干校之后，老何来信说他也被抽调到西藏去工作，时限为三年，然而仍然继续着动员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工作。
随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来信中关于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占据了主要内容，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也还在说，却仅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
这是1974年的春天和夏天，
“批林批孔”运动又卷起新的阶级斗争的旋涡……这次长篇小说写作的事就这样化解了。
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位朋友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