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这样的倾向，杨锐将第二阶段的全部成果都牢牢的遮掩了起来，而他用于核实实验的成本，在全部经费开支里，也是上涨最快的。
科研若黄河之水，停息之日乃断流之时。
杨锐也必须保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人员充足，且满负荷工作。
有诺奖要满负荷工作，没有诺奖更要满负荷工作。
所以，即使他能要来更多的名额，他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研究员前往瑞典。
多出来的名额，杨锐决定全部用来梳理关系。
他前往国外是为了梳理关系，而在国内，他也不能轻易的放任。
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何种方式获得诺奖的选择。
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是很矛盾的。
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能够将之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
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
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
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所以，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
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出生于匈牙利，并在匈牙利受教育，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就被****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前往德国工作，然而，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继而逃亡瑞典。
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并在战争结束以后，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说的就是郝维西。当然，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
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往往遭遇的是尴尬。
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当上院士。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所以，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但是，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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