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们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思绪都飘回了一年前。
这种“本属于我们”的失落感，并不仅限于俱乐部，在各大报社编辑部里，编辑和记者们也在激烈争论。
《每日电讯报》的一位资深撰稿人对着主编嚷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情绪，先生！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都在抱怨
——抱怨我们英国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怀念福尔摩斯，他们为‘失去’了一个同样伟大的侦探系列而痛心！”
主编只能揉着额头：“所以我们要引导这种情绪，批评去年的过度反应，同时……嗯，要强调我们的开放态度……
但要记住，用词不能太卑微，显得我们是在乞求。”
《旁观者》杂志的编辑部则弥漫着一种自我检讨的氛围。
一位编辑在选题会上说：“我们当时是否也对《加勒比海盗》过于苛责了？是否不自觉地加入了那场抨击？
现在，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一位能持续为英国读者提供顶级侦探的作家，至少，他不再优先考虑我们了！”
这种懊恼甚至蔓延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在一些沙龙和晚宴上，不止一位议员听到类似的私下抱怨：
“看看现在，巴黎在为什么欢呼？在为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文学荣耀欢呼！”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沉浸在惋惜中。也有人在帝国荣誉感的驱使下，试图贬低波洛和《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个笨拙的模仿者”“翻版的冒牌福尔摩斯”“刻意追求优雅反而显得虚伪”——这样的批评出现在一些小报上。
但这类声音很快被普遍弥漫的失落情绪所淹没。
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深深地渴望读到这个推理故事，尤其是莱昂纳尔用了那么神奇的方式来讲述它。
这种期待，更加剧了那份“失去”的苦涩。
而让伦敦所有出版商无法捉摸的是，内阁与女王对索雷尔的态度——严格来说，他完全被禁的作品只有《1984》。
他在英国出版的所有旧作，除了《加勒比海盗》不能在英国本土销售外，其他都没有被“下架”。
但是新作呢？至少《泰坦号沉没》就没有在英国出版。
倒不是没有出版商向伦敦警察厅的出版审查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
“从制度层面上，帝国不对任何将要出版的书籍进行预先审查，我们只负责在书籍出版以后视其内容及影响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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