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如同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了沈默脑中所有纷乱的线索。
他立刻调取了市心理援助热线的全部值班记录，将焦点锁定在周振国生前最后一次轮班的那十二个小时。
电子档案冰冷地陈列着事实：在那通被标记为“来源不明，未定位”的求救电话前后，周振国的接线记录中，赫然出现了三起投诉。
投诉内容大同小异，都指向了他糟糕的工作状态——“语气冷漠，像在念稿子”、“完全没有共情，只是在走流程”、“我感觉在跟一个机器人说话”。
每一条投诉后面，都有主管李姐手写的备注：“已约谈”。
但除了这三个字，再无任何后续处理措施。
沈默约谈了李姐。
这位在热线中心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中年女性，脸上写满了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惶。
起初，她只是用官方辞令来回搪塞，强调周振国是老员工，业务熟练，偶尔的情绪波动在所难免。
但当沈默将那几份投诉记录的复印件推到她面前时，李姐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她的声音开始哽咽，最终坦白了一切。
“老周他……不容易。”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他妻子七年前因为一场医疗事故，高位截瘫，全靠他一个人照顾。这些年，他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康复、喂饭、翻身，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周振国患上了重度抑郁，工作时常常走神，仿佛灵魂被抽离了躯壳。
李姐早就察觉到了，也动过给他调岗去后勤的念头，但中心人手一直紧张，新人又顶不上来，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
“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情绪问题，开导开导，让他休几天假就能缓过来。”李姐的泪水终于滑落，声音里充满了悔恨，“我完全没想到……我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下班后，都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听那段没有救回来的求救录音。他不是在分析，也不是在追查，他是在惩罚自己。那个哼唱声，对他来说不是噪音，是审判。他陷得越来越深，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回响的一部分。”
沈默静静地听着，心中那条关于“残响”的逻辑链条，在李姐的哭诉中被彻底焊死。
他想起了赵婉在审讯室里的崩溃，她不断重复着“我该拦住她的”，那份未能阻止好友林婉清赴死的内疚，与周振国未能成功救援的自责，何其相似。
一个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