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任何断裂。但他说的“打不动”是刻意的——他把自己的恐惧包装成别人的困境，这样听起来像是在替所有人说话。
“周总，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凡把茶杯端起来，在手里转了一圈，“你说中育靠贩卖焦虑赚钱。那你自己，信不信焦虑？”
周正清没有马上回答。他扭头看了一眼窗外。西湖上的游船已经开到湖心，船上的灯笼在夜幕里变成一串模糊的红色光点。
“我有两个儿子。”周正清说，“老大在英国读金融，我送他出去的时候跟他说，外面的世界大，不要回来了。老二在国内读高中，成绩不好，我给他报了七个补习班。有一天他跟我说，爸，你再给我报一个班，我就从学校楼顶跳下去。那是他十五岁生日那天。”
“后来呢？”
“我把七个班都退了。带他去青海骑了一个月的自行车。回来之后他跟我说，爸，我想学修车。我说行。他现在在杭州一家4S店当学徒，每个月工资八百块。但他每天晚上回家吃饭。”
周正清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林凡。“林总，你问我信不信焦虑——我信。因为我亲手把我儿子逼到楼顶上了。但我也知道这不是对的。你们笑笑学校做的事，方向是对的。但这个世界不是方向对就能赢。你得讲究方法。”
“什么方法？”
“矿洞里的配方，你可以用来救人。这个我支持。但不要把它开源。你开一家药企，走正规审批流程，专利申请你自己去弄。十年之后，等旭化成的专利保护期过了，你想怎么公开都行。”周正清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十年。我只要你十年。十年之后，中育的钱已经转到了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赛道。到那时候，你的配方公开了，旭化成股价崩了，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但现在不行。现在公开，中育扛不住。我的投资人扛不住。我的一万两千个员工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