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产生了效率上的质变，给人以突破极限之感。
这本质上是意识-机器接口效率的极致优化，而非物理规则的真正悖逆。”
陈瑜开始回顾巴特莫斯的生平，这些信息片段在他处理核心中拼接。
“四岁接触网络，青少年时期技术已达传奇级。利用毫秒级时间差欺诈多家公司，获取巨额资金，”他复述着信息，“行为模式显示其对系统规则漏洞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和利用能力。”
“财富自由后，行为转向针对企业丑闻的揭露，导致多家小型公司破产，大型公司声誉受损，”他继续道，“动机似乎包含非功利性的正义感，或对权力结构的不满。”
“与个体‘奥特·坎宁安’、‘蜘蛛墨菲’共同创建‘网络太平区’，”陈瑜注意到这一点，“此举显示其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对弱势群体的庇护意识。”
他的目光停留在关于第四次公司战争的记录上。
“关键事件：受已AI化的‘奥特·坎宁安’劝说，介入军用科技与荒坂的冲突。独自对抗荒坂反黑客部门，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他调出相关记录，“记录描述其手段为‘点亮初网赛博空间’，推测是某种大规模、高效率的数据攻击或系统过载手段。”
“面对‘灵魂杀手’程序，选择卸除防火墙，反向禁锢该程序，”陈瑜分析着这一战术，“此战术风险极高，成功执行依赖于对目标程序运行机制的瞬时完全解析，以及自身意识结构的极端稳固。其大脑的独特生理构造可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