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证据文件的人。
“我进法学院的第一天,”陆时衍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农民,因为一亩三分地被开发商强占了,打了三年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法院,从市法院打到省高院。所有人都说他打不赢。他没有钱请律师,自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开庭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法庭上,把法条一条一条背出来。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自己打官司。他说——”
陆时衍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说,因为我相信法律。”
苏砚看着他。
“后来呢?”
“后来他赢了。开发商赔了他三万块。三万块,三年。算下来一个月八百块,还不够请律师的钱。他从法院出来,站在门口,对着那块牌匾鞠了一躬。我导师讲完这个案例,在讲台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陆时衍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我那时候十八岁,坐在阶梯教室第三排,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考进了法学院。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说话,替那些背不出法条的人说话,替那些站在法院门口对着牌匾鞠躬的人说话。”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那个农民的故事,是他编的。没有那个案子,没有那个农民,没有那三万块。他只是需要一个能让十八岁的学生热血沸腾的故事。他讲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讲了几十年,讲了几百遍,讲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
他松开了手。
“我怕的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不是事实上的真,是别的地方的真。是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真的有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农民,站在法庭上背法条,然后赢了。我怕的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角落了。”
苏砚看着他。
他的侧脸在落地窗的逆光里,轮廓很分明。额头,鼻梁,嘴唇,下巴,线条硬朗,像刀削出来的。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和线条不搭。不是软弱,是一种藏得很深的疲惫。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路标都倒了,地图也湿了,但他还在走。不是因为他知道方向,是因为停下来比走更难。
苏砚伸出手。
她的手指触到他的手背。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
陆时衍的手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缩回去。
“你找到了。”苏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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