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李砚出现在港岛市中环的远达集团总部大楼。他穿着一身在地摊上买的两百块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
西装太大了，肩线耷拉着，袖口盖住了手指。他的头发长了，胡子刮得不干净，下巴上有一片青色的胡茬。
他的脸很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看起来像一个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人。
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双眼睛里有火，冷的火，蓝的火，不会熄灭的火。
“找李伯衡。我是他儿子。”前台小姐的表情从微笑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警惕。
她按下了桌子下面的一个按钮，两分钟后，两个保安出现在他面前。保安穿着黑色的制服，腰间别着对讲机，身材魁梧，像两堵墙。
他们看着李砚，像看着一个走错了片场的流浪汉。
“先生，请跟我们走。”他没有挣扎。保安把他带到了一个会客室。会客室很大，落地窗外是明珠港的全景，海面上有船在移动，船灯像萤火虫一样在黑暗中漂浮。
沙发是真皮的，茶几是玻璃的，上面摆着一盆白色的蝴蝶兰。李砚坐在沙发上，帆布袋放在脚边。
他等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里，他没有动，没有喝水，没有看手机。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海面，想着若棠。
一个穿着定制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自称是李伯衡的私人助理，姓周。
周助理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锃亮，袖口的扣子是金色的。他看李砚的眼神像在看一件待鉴定的古董——审视的、怀疑的、带着一丝好奇。
“李先生，您说您是李先生的儿子，有什么证据吗？”李砚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信是李素云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纸，边缘已经发黄了，折痕很深，像是被折叠过很多次。
照片是李素云年轻时的照片，背面写着
“1990年，南方”，照片的角落里有李伯衡的半个侧影。周助理看了信和照片，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请稍等。”他出去了。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
“李先生请您上去。”六十八楼，董事长办公室。李伯衡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门。
窗外是明珠港的全景，海水在阳光下闪着碎金，对面的尖沙咀像一幅铺开的画卷。
他转过身的时候，李砚看到了一个和自己有着惊人相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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