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砚花了三个月打造假身份。
刘建明，三十四岁，湖西省人，无业，因赌博欠债十二万。急需用钱，来卖器官。他瘦了二十斤。从一百四十斤掉到了一百二十斤，颧骨凸出来，下颌线变得锋利。他晒黑了皮肤，在露天的阳台上躺了整整两个星期，每天晒三个小时，晒到皮肤脱皮、发红、发黑。他剪短了头发，不是去理发店，是用剪刀自己剪的，剪得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他在左手小臂上烫了一个烟疤——用打火机把一根烟点着，把烟头按在皮肤上，按了五秒钟。烟疤的形状像一个陨石坑，边缘是烧焦的黑色，中间是粉红色的新肉。他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不是笑，是哭。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他学会了湖西省的口音。一种带着浓重鼻音的、听起来有些木讷的方言。“我”不说“我”，说“俺”。“什么”不说“什么”，说“啥”。“不知道”不说“不知道”，说“知不道”。他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录下来听，再练，再录，直到听起来像一个在湖西省农村长大的人。他改变了走路的方式。不再是李砚那种昂首挺胸的步伐，而是刘建明那种微微佝偻的、低头看地的、带着自卑感的姿态。他的肩膀向前收，脖子微微前伸，眼睛看着地面三步远的地方。像一个总是在躲避什么的人。
他改变了自己的眼神。李砚的眼神是锐利的、专注的，像一把刀。刘建明的眼神是躲闪的、浑浊的，像一潭死水。他在镜子前练了很久，放松眼周的肌肉，让眼神失焦，让瞳孔散开。直到他看起来像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的人。一个走投无路的、绝望的、愿意用命换钱的人。
他站在地下诊所的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裤腿上有油渍，鞋子是地摊上买的三十块钱的帆布鞋。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地址，看起来紧张、害怕、但又需要钱。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和那天晚上绑架他的男人身上的味道一样。他推开了门。
马姐给他做了简单的体检——量血压，测心率，抽血。她的动作熟练而冷漠，像在处理一件货物。她的手指很冷，橡胶手套摩擦他的皮肤，发出吱吱的声音。她在电脑上录入信息。李砚——现在是刘建明——用余光扫了一眼电脑屏幕。他看到屏幕上有一个系统界面，顶端有一个红色的标志，形状像一面盾牌，盾牌中间有一个字母“R”。赤盾。他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仍然是一副木讷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你的血型是A型，”马姐看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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