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存亡之时，这帮军事公民是要拼命的。而且老子死了还有儿子，哥哥死了还有弟弟，甚至老人妇女都有可能上战场……所以周军就是不可战胜的军队！
而大宋，虽然有了不少新式军官，但是普通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太穷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拼命保卫的财产，所以遇上真正的强敌一定会出毛病的。
赵佶叹了口气：“我朝也养士一百数十年，只可惜所养之士，皆不能持戈而战……”
“陛下，”武好文道，“我朝所养之士是用于安内的。暴周所养之士是用于攘外的。所以家兄虽开数千里之国，却不敢为帝图皇，还要打着天下为公的招牌。原因就在于此！”
武好古的“天下为公”，不是说为亿万劳苦大众谋福利，而是为几十万公民谋利益。而这几十万公民中的大部分又是军事公民，所以大周是和军事公民在共天下。统治者必须不断满足军事公民对土地的需求，国家才能平稳向前。
因此从长远看，大周共和国是一个极具扩张性的国家，每一代的元首，都必须进行一番军事扩张，以便为新增的军事公民争取土地。
但是天下间的土地总是有限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土地更加有限，而人们占有土地的欲望，总会比土地更多……
另外，保持军事公民和工商公民之间平衡，以及共和国上层豪门和基层军事公民之间的平衡。说起来就不简单，做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四个大一统王朝，多多少少都有点军功爵，也就是靠军事地主从军卫国的路线。但是这套路线都因为找不到那种既富又弱的扩张对象，而走到了末路。
而赵宋的路线，则是干脆放弃扩张，专心安内。因此大宋的土地和兵役是脱钩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掌握广大乡村土地的不是军事地主，而是诗礼传家的士大夫地主。他们以科举考试，而不是军功作为保持和提升门第的手段。
当然了，士大夫地主也不排斥工商，兼营商业、手工业的地主大有人在。他们和周国军事地主的区别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土地私有，主要通过买卖获取（买卖是否公平是另一回事）；二是以科举为主要的上升通道，以做官为最优的敛财手段。
也就是说，宋国的士大夫获取土地靠买，周国的军事公民获取土地靠封；宋国的士大夫聚敛钱财主要靠贪，周国的军事公民则主要靠抢——呃，都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依靠贪污的士大夫对皇帝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历史上的宋、明、清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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