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也没有讨伐弑君之贼。如果说和你没关系，谁会相信呢？“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东周列国志》）孔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齐太史简”，写的是齐国一家三兄弟，一树三枝，同为太史。
崔杼是齐庄公倚重的大臣，倚重的方法有点偏，只因齐庄公和他的爱妾有私情，还拿这件事奚落他。崔杼把齐庄公杀了。
齐国太史在史书上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杀了。命太史弟弟重写，还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怒而杀之。又命太史的小弟弟写，见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了，刀枪入鞘，知道硬骨头的史官是杀不完的。
由史官而史馆
中国是最重视史的国家。著史叫治史，和治理国家一样的分量。也叫修史。修史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理解，历史不完整、有漏洞，要修补；错讹的地方，要修正；丑陋的地方，要修饰，要装修。史被修来修去，找它的真面目就越来越难了。
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像爵位，由皇帝授受，可世袭，可家传，真正“德艺双馨”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早晨造字，晚上记事。但这是传说，无据可考。中国自商朝开始设立史官制度，史官的职责是如实记录天子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个时候，历史是个人写作，史官的良心有多厚，史书的分量就有多重。春秋以降，直至秦汉、两晋，出产了一批才高八斗，肝胆正气的史官，董狐、齐太史、司马迁、班固仅是其中的代表。
从前的规矩严，史官“据迹实录”，帝王是不能御览的，这是“硬性规定”。其中的要义是“君史两立”“以史制君”。但皇帝也不是吃软饭的，为防患“以史制君”，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推出“史馆”制度，历史由个人编撰“升格”为集体创作，并由宰相领衔，“总知其务”，史修成后要“书成进御”。史馆的“规格”大了，但史的亮度和信度也开始大打折扣了。“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推辞，最大的弊端是“书成进御”。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时代是在唐朝结束的。但史馆制度实行的初年，“君史两立”的遗风还在。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间的对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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